字锡予,祖籍湖北黄梅,其父汤霖,字雨三,光绪十六年(1890年)进士。光绪二十三年,即1897年,戊戌变法的前一年署甘肃渭源,任上颇有政绩。次年卸任,先后在兰州、北京设馆教授。渭源耆宿裴建雄、张锡鹏、翔九均系其及门弟子。张氏解放后任甘肃省文史馆馆员,是渭源县最后故世的晚清秀才。

汤用彤于1893年8月4日(农历六月二十三日)生于甘肃渭源,随父在任上束发修学,启蒙于父亲任教的学馆,接受了严格的传统教育。渭源硕儒杨筱霞既是汤氏总角之交,又是其同窗好友。据汤氏回忆:

彤幼承庭训,早览乙部。先父雨三公教人,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端,而启发愚蒙,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。彤梢长,寄心于玄远之学,居恒爱读内典。顾亦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,宗派之变迁。(汤用彤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跋)

据此,我们可以理出汤用彤幼年时期四条主要线索:

一、幼承庭训,启发愚蒙。说明出身于仕宦之家的汤用彤,自幼接受严格的家庭教育,开始铸就其传统文化的心理模式。

二、谆谆于立身行己,告诫以前言往行。着重于儒家诚心正意,修身齐家的内在道德修养以及圣贤经传的启蒙教育。这与其在清华就读时祟尚理学,视之为救国之良药的思想,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,与其“昌明国故”的现代文化保守主义也有着必然的逻辑关系。

三、早览乙部,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。说明他自幼接受史学教育,并受清儒“六经皆史”的影响,又“继承了乾嘉以来的考据之风”,为其在近代复古主义的大潮中,投身史学研究,特别是思想史研究,初创了学术基础。

四、爱读内典,寄心于玄远之学。吸引他把学术兴趣驰向佛学、玄学、印度哲学等形而上的空旷原野。汤氏以后之所以能够在冷僻艰深、微妙难知的佛学领域,创造出众口皆碑、无人超越的成就,无不得力于此。

清华学堂

汤用彤出生的年代正是新旧交替的年代,是中西交汇,新学、旧学并陈的年代。1895年,欧阳中鹄力主废除八股。1896年,张之洞奏请选派学生出国留学。清廷下令各地书院改为高等、中级和小学堂,兼习中学西学。1898年,梁启超上书督察院,请明诏停止八股试帖,推行经制六科。同年八股废,学校兴,自隋唐以来,中国知识分子科举入仕的老路已成为历史陈迹。处在这个时代潮流中,尚且幼小的汤用彤,尽管随其父的教馆,自兰州迁往北京,但决不可能再固守读经致仕的传统,也不可能固守晚清新学家以经术求治术,变法维新的传统。

辛亥革命前,未及弱冠的汤用彤,便离开父亲的学馆,求学于北京顺天学堂,自此开始接受新式教育,思想上展开了面向新世界的窗口。民国元年,汤氏考入清华学堂,此时正是汤氏意气风发的弱冠之年,清华无疑成为其新思想和整个文化观念孕育的温床。汤氏自1912年入学,至1916年毕业,在清华攻读五年,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基本训练,并濡染了美国耶鲁大学严谨求实,认真负责的校风。这不仅为其留学美国、获哲学硕士学位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学和科学的基础,而且为其日后的学术思想、治学方法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1916年,汤用彤以优异成绩完成清华学业,同时考取官费留美,但因治疗眼疾未能成行,最终留校教授国文,并担任校刊《清华周刊》总编之职。考取官费留美并留校任教国文,足见汤氏是一个契符清华精神的佼佼者,也足见其深厚的国学基础。这些都可以从他在清华期间发表于《清华周刊》的一系列文章中得到资证。然而,清华毕竟不是耶鲁,更不是哈佛,汤用彤毕竟是传统文化熏陶出来,并铸就其文化雏形的中国知识分子。他虽然不可能固守科举入仕、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思维模式,但也决不可能改变民族文化在他心理深层的积淀。此时,他孜孜汲取的西方文化知识,也只能是对国学缺憾的补充和修正。换句话说,此时他走的路子基本上没有突破中体西用的樊篱。即使以后,他也始终没有像自由派胡适,激进派的陈序经一流力主西化而打算同传统决裂,而是把他那实现传统文化转化的思想变得更加完整绵密。